图1 蒲松龄墓出土器物

　　举世闻名的被誉为中国短篇小说之王的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蹇滞一生的蒲松龄病逝，享年76岁。其墓就坐落在淄川蒲家庄东南一里许的小土丘上。文革期间，该墓曾遭受破坏。如今其少得可怜的随葬品（图1）已被淄博蒲松龄纪念馆收藏。本文要介绍的这面古铜镜，便是其中一件。

图2 蒲松龄墓出土铜镜

图3 东汉晚期龙虎钱纹铜镜

　　该镜（图2）为圆形，直径8.9厘米，镜面呈微凸状；大扁圆钮（或称大球形钮），钮径2.1厘米；厚宽平缘，缘宽1.5、厚0.4厘米；钮孔两端使用痕迹明显，磨损不一，一端磨损严重孔径约0.5厘米，另一端孔径约0.3厘米。 

　　镜背主题纹饰为以钮为中心环绕着高浮雕的龙虎对峙图案，以一龙一虎夹钮相峙为布局，以高浮雕工艺为表现手法，把龙虎刻画得栩栩如生，极为传神。龙与虎头部之间饰以“五铢”钱纹，下部饰一瑞兽，构成镜背内区。一短线钭纹圈带与高起的缘边将内区和缘区分开。 

　　宽平缘自成一纹饰区带，饰一圈三角锯齿纹和一圈单线水波纹，中间有一细线弦纹相隔。 

　　镜面锈迹通体呈现绿色，有龟背状自然锈纹，锈层较薄，但不浮。镜背铜锈层次纷杂，锈色斑驳，红锈层、绿锈层和亮锈层浑然交融。 

　　蒲松龄的这面铜镜与科学考古发现的东汉晚期龙虎钱纹铜镜（图3）完全相同。（笔者注：《淄博文物志》及近年出版的《蒲松龄志》将这面铜镜定为北魏时期物品，有待商榷）。 

　　关于这面铜镜的来历和相关情况，蒲松龄自己在《古镜行·赠毕衡伯》一诗中说得很清楚，诗云：古镜，古镜，不知甚代何年。故人发箧相赠，其大如拳。背上罗纹细细，朱绿班班。四周有物盘踞，非螭非虎。但辨榆荚小篆，明明五铢钱。四座迷迷，欲解不能得解，抱问博物茂先。言是唐朝大钮，当出陵冢，得之地下黄泉。置几上，睫毛疏疏可指，年生两茎白发，拔去公然茂齿。我将怀之湖海山岳，及尔共悲喜。待颔髭摘尽，留与膝下孙子。乱曰：“黄金买丝，绣作荷囊。玉椟深藏之，深藏之，勿疏其防。君子少，小人常多，波斯贾，其奸不可量！失镜去，故人心怆。”（《蒲松龄集·聊斋诗集·郑二·癸亥》第525页） 

　　根据这首诗，再对照分析这面铜镜，可以看出：一、诗中的铜镜是好友相赠的。从“其大如拳”（8.9厘米），“罗纹细细”（水波折纹钭线纹等），“朱绿班班”（红绿锈迹斑斑），“非螭非虎”（汉末的龙虎形象）和“但辨榆荚小篆，明明五铢钱”等句看，蒲松龄随葬品中出土的这面铜镜与其诗中描述的那面铜镜完全相同，当为同一面铜镜。 

　　二、此诗叙述，蒲松龄请教像懂博物的张茂先（即《博物志》的作者张华）那样知识渊博的朋友，“抱问博物茂先，言是唐朝大钮，当出陵冢，得之地下黄泉”，判定铜镜是出自地下陵墓之中，并断为唐代之物。说明蒲松龄当时为这面铜镜的鉴定和断代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断为唐物是不准确的（唐镜的风格特点与这面铜镜迥然不同），但却也有据有论。 

　　三、蒲松龄是很喜欢古物的，虽然由于一生贫困潦倒，无经济能力收藏。但从这首诗上看，蒲松龄对这面铜镜是何等的喜爱和珍视，“我将怀之湖海山岳，及尔共悲喜。”并准备晚年以后，将这面古镜传给子孙，并让子孙“黄金买丝，绣作荷囊。玉椟深藏之，深藏之。”绝不允许被有钱商人骗哄买去，“波斯贾，其奸不可量”，“失镜去，故人心怆。” 

　　四、这面铜镜既是蒲松龄生前所珍爱的古董收藏品，也是其生前日常生活用品。从镜子的锈迹看，镜背和镜面反差大，特别是镜面绿锈，呈明末清初出土铜镜所具有的特征。这是因为当时镜子出土后，镜面被磨光，涂上一层“玄锡”，被重新使用过，蒲松龄逝世后，子孙们遵照他的遗愿，又将古镜深埋地下，作为陪葬品再次入土的结果。 

　　综合这首诗来看，蒲松龄曾使用这面铜镜观容自赏，“置几上，睫毛疏疏可指，年生两茎白发，拔去公然茂齿”。这说明，一生清贫的蒲松龄，只能将“古董”和“日用品”合二为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