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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治瓷画说“集破集珍”

更新时间:2020-07-31 07:37点击:

  “杜康佳酿千年在,李白新诗百首题。集摹积古彝器,卅六峰人,倪凤作。”这是一件8×8厘米的正方形器物,高为7厘米,四面分别为一幅行书和三幅画(见图),底部有“大清同治年制”朱文款。这种同治五彩“集破集珍”瓷件,是非常文气的器物,功能上看应属于一种温酒壶的外体方罐。

  “八破图”又称“集破集珍”“锦灰堆”“打翻字纸篓”等。八破,其中的“八”是虚数,代表内容丰富,“八”又为“发”音,人们将它寓意为“发达”“发财”。我们从图上可见的是“破物”的安排与布局的精巧,“破”往往是指破碎、残缺不全,常言道:“破家值万贯”“碎碎平安”。这是中国民间独有的意味。其形式起于元代,最早出现在清代的鼻烟壶上。它源自中国传统本身,也受到西方物质文明的一些影响,可以真实地描绘古代文人雅士书房所常见的古玩杂项。在这类瓷画上,有如:古旧字画、废旧拓片、青铜器拓片、瓦当拓片、虫蛀的古书、废弃的画稿以及扇面信札等。这些杂物件项呈现破碎、撕裂、火烧、沾污、破旧不堪的形状,给人以古朴典雅、古色古香、雅气横生、耐人寻味的劫毁之感,有人称之为“非书胜于书、非画胜于画”,因此备受文人雅士青睐。 

  据说,这种画起初只是画家成画后对剩余笔墨的几笔游戏,通常是对书房一角的随意勾勒。翻开的字帖,废弃的画稿,参差的秃笔,杂乱无章层层叠叠挤入画纸,看去像是“字纸篓打翻了”。一般是在画纸上先框定轮廓,形状不拘,然后就此设计摹画若干重叠交错的小事物,诸如旧书的残页、揉皱的画幅、发黄的报纸,甚至门券邮票等,只要上面有书有画即可,而且大多还是“破烂”的面貌,其实这是精心绘制而成的文人意趣。它往往胜于正统的绘画作品。 

  字是真、草、隶、篆以及能模仿各家字体,画是花鸟鱼虫、山水人物,各种碑拓、青铜器造型、各种印章、熟知古代当票、邮票、信札、诗稿,样式千姿百态。有研究者说,由于技术含量高、制作难度大、耗时长,胜任者少,所以,在后来的现实瓷画创作中日渐萎缩,几成绝响。 

  据相关文献记载,南京民间藏有“集破集珍”画作的胡善述,可惜并无详述。另有郑达甫(1891—1956),据新编《镇海县志》记载:镇海浦镇十七房郑氏人,他“家贫少孤,在家乡小学任教,性喜绘画,尤擅临摹”。20余岁时到慈溪一店铺司账,后来到了上海,靠卖画为生。当时上海有个福建商人杨渭泉,好笔墨而不善画。他结识了郑达甫后,便使了个移花接木的歪招,干脆延留郑达甫在家,专门为其代笔作画。而郑达甫此时生活窘迫,有人邀他代笔,自是欣喜。有了稳定的代笔人,精于谋划的杨渭泉,便以自己的名义大登广告,吹嘘自己工于绘制“八破图”,每幅画出售所得利润,杨郑二人六四分账,郑达甫还要自费购买笔墨颜料等。这种奇怪的合伙生意一直做了20来年,杨渭泉一直坐享名利。 

  后来还有姚华(1876—1930),字重光,号茫夫,贵阳人。一生主要活动在北京,他在诗文、词、曲、碑、版及古器的考据和音韵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对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上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涉足,在近代美术史上做出了丰富的贡献。姚茫夫先生取“泰山二十九字”残碑做颖拓,郭沫若赞为:“茫夫颖拓实古今来别开生面之奇画也。”郑振铎称为:“大胆的创造性的艺术劳动。”茫夫先生博览多识,他曾为陈师曾先生拟汉画像题词曰:“师曾善为汉画像石刻而变化于己,能以不美为美,尽纳妍妙于高古之中。”先生的画作曾被鲁迅先生收入《北平笺谱》,并赞为:“大盛则师曾、茫夫……之时代。”这无疑是对姚华创造的高度赞扬。 

  倪凤,工行书和楷书,其作品年代为同治八年至同治十二年。据考,他应是题款代笔书家,曾为任焕章代笔;同治九年,曾为李子商墨彩山水笔筒代笔。中国陶瓷绘画一向不署画工之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晚清,直到受程门文人画的影响,瓷画家在瓷器上署名之风才流行,其影响延续至今。近代瓷画家的题款除署名外,有时还带着地名与籍贯,这是研究清代至民国瓷画家不可忽视的一个视点。 

  和姚华以“泰山二十九字”之名面世一样,倪凤是以“卅六峰人”面世的画家。倪凤是安徽黄山人,黄山有“三十六峰”,故以“三十六峰”自称。以此自称者还有“三十六峰山人”(金品卿)、“徽北三十六峰樵人”(蒋玉卿)、“三十六峰草堂主人仙哉”(胡林)等。另外,江西资溪县,也有三十六峰。想必这不是金品卿的别号,因仅见于小册子《藏瓷》几字涉及,而未见于实物,所以不计。 

  “集破集珍”的历史渊源及绘制与发展,早已使这一古老艺术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珍惜。——这是今天的收藏家们应该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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