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刻“华罗庚印”

　　20世纪上半叶，闻一多先生从清华留美学生的优秀典范、新月派的中坚诗人，转变为西南联大的学者教授、中国民主同盟的早期领导人，特别是在西南联大执教期间，为纾解生活困难，他自谋生计，挂牌摆摊，刻章治印，贴补家用，留下了“文字是我斗争的武器，刻章刀是我挣钱养家的工具”的铮铮之语，凸显了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所赞誉的“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闻一多刻孙毓棠印

闻一多伏案篆刻

闻一多自刻印及边款“时在西南”“联大家骅”“甲申秋”

　　闻一多自幼喜爱绘画，赴美留学时主攻美术，回国后研究甲骨文、金文与文字训诂，擅长楷隶，小篆别有风致。1927年5月，他在好友潘光旦家中闲居无事，操刀镌刻了一枚“胜残守阙斋藏”的藏书章，并为梁实秋刻下闲章“谈言微中”。初次操刀，即受推崇，于是乐此不疲，甚至连自己热爱的绘画与诗歌都搁置一旁。他写信给饶孟侃：“说起来真是笑话。绘画本是我的元配夫人，海外归来，逡巡两载，发妻背世，诗升正堂，最近又置了一个妙龄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竟能宠擅专房，遂使诗夫人顿兴弃扇之悲。”不失诙谐和风趣。 

　　1938年4月，西南联大在昆明成立。随着抗战不断升级，昆明经济凋敝，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教授们的生活急剧恶化，窘迫不堪。闻一多全家老少八口（夫妇俩加上五个儿女和一个保姆），开支大，薪水不足以养家，餐桌上每天都是白菜豆腐，他无奈地把仅有的一件皮大衣送去寄卖行，把北平带来的几部古籍卖给学校图书馆，换钱买米。目睹闻一多每况愈下的苦难生活，朋友们怂恿他以“治印”谋“开源”之道。闻一多思虑再三，欣然接受了大家的建议，篆刻印章，添补用度，他对夫人高真说：“我还有一双手，别的劳动不会，刻图章的力气还有呀！” 

　　浦江清教授特意撰写了一篇文采斐然的骈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秦鉥汉印，攻金切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是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操觚；倘有稽古宏才，偶点画而成趣。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自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斲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佳冻。惟是温黁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校长梅贻琦获悉后，与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蒋梦麟、杨振声、罗常培、陈雪屏、熊庆来、蒋寅清、唐兰、沈从文等11位教授相出援手，具名推荐。 

　　1943年秋，闻一多委托昆明城内青云街、华山南路、正义路上的多家笔墨店，在显眼位置张贴治印启事和润例，并代收印章。自己则备了一张桌子，在街头摆起地摊，镌刻图章。据吴宗济在《补听集》中披露，当年他在昆明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任职，亲眼看见闻一多在路旁铺了一块旧布，上面放上十几方图章石和刻章，盘膝半蹲半坐在小板凳上，他不敢惊动闻一多，低着头匆匆而过。数日后，慕名求印的市民接踵而至，络绎不绝。但印摊摆了没多久，闻一多就被朋友们劝了回来，让他在家里“设点”治印。 

　　闻一多刻印，专心致志，废寝忘食，但究竟刻了多少印章，已无从统计。不过，自1944年4月到1946年7月的两年多时间内，仅印谱上就留下了1400多方印，接近每天一方。而其润例，最初是石章每字100元、牙章每字200元，后来因物价上涨相应改为石章每字200元、牙章每字400元。1944年4月，又改为石章每字600元、牙章每字1000元。1945年3月，润例调整为石章每字1000元、牙章2000元，最后又定为：“石章1200元，牙章每字3000元，边款每五字作一字计，过大过小加倍。” 

　　闻一多治印，操守极严。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代省主席兼民政厅长李宗黄，好附庸风雅，请闻一多刻印，许以丰厚润例，他断然拒绝。可是，当和平民主运动组织需要印章时，闻一多分文不取。1945年10月，西南联大成立时代评论社，出版《时代评化》周刊，他连夜赶刻了一枚“时代评论社章”，边款为“评论社成立之夕，吴晗捐石，闻一多刻印。卅四年十月二日昆明”。据考，这是闻一多传世的唯一隶书印。闻一多牺牲前一月还熬夜为民盟云南支部赶刻了4枚应急用章。 

　　冯友兰、吴晗、浦江清、朱自清、吴有训、叶公超等许多西南联大的教授，都得到过闻一多篆刻的名章或藏书章。赠送给华罗庚的印章，边款为“甲申岁晏，为罗庚兄制印兼为之铭曰：顽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于牙章，雅于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华罗庚视若珍宝，30年后仍能完整地背诵下来。而为好友孙毓棠篆刻的名章亦别有意义，其边款“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胜利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临矣，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于昆明之西仓坡寓庐”，真实地刻画了他与华罗庚、孙毓棠之间同患难、共甘苦的深厚友情，以及高度统一的爱国热情，传为印坛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