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影响两宋绘画艺术传播受众的审美品位，同时，两宋生活方式的改变提升了艺术受众的“期待视野”。

从经济角度而言，商业的发展孕育了宋代艺术传播受众审美“雅俗”观念。

其一，基于宋代政治地理结构的变化与海外贸易的增长，体现在政治上的朝贡关系新变化和经济贸易的人员流动，尤其是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的通商，北宋还出现了专门记录海外情况的书籍，如《诸蕃志》《岭外代答》《海外诸善地理图》等。诸多异域民众、物产不断汇聚而来，开拓了宋人视野。

其二，北宋城市的规划与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娱乐业和服务业，以致享受型的消费物品流行于世。这种生活方式不仅仅之存在于民间，更重要的是文人士大夫也体现出明显的享乐主义情调。

从社会政治角度而言，北宋崇文抑武的政策和宽松的文化环境允许“俗”文化因子的繁衍。两宋艺术受众伴随着社会阶层的流动，如门阀士族的没落、庶族地主的兴起，使上下阶级受众之间流动性增强，这些有利于文化思想、审美观念从贵族到平民的双向传播，因此艺术受众审美旨趣更加多元。

由此，自北宋之始，宽松的文化环境以及经济交流促进了文化艺术的传播。商业流通带动了市民文化的繁荣，同时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打破了贵族文化的垄断局面，同时冲击了中国传统礼教的固有框架。从艺术传播角度而言，受众的能动性以及受众是信息需求的活跃主体。两宋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以及人口密集度的增强，民众对文艺活动的需求增加，各类文艺活动较之前朝丰富多彩，如艺人社团、瓦解勾栏及雅集聚会的出现。而宋代绘的通俗化，离不开受众生活态度和审美旨趣的世俗化。

可以说，没有街巷市井的民众、没有商人为主体受众的涌现，就没有表现两宋风土人情的以及具有商业意味的宋画。或者可以说，两宋时期疆域内外的民众间交流比较频繁，开阔了民众视野，使得民众生活方式和需求也发生的改变，逐渐使宋人的审美观念得以丰富，同时他们艺术接受能力也得以提升。

清代“四王”之一王原祁所说：“南宋北宋，各分眷屬＇英国传播学者麦奎尔认为：“受众既是社会环境（导致相同的文化兴趣、理解力和髓、需求）的产物，也是特定媒介供应模式的产物。

北宋与南宋受众审美特点有异同，这是由其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外部原西，域自思想层面的内在原画决定的。北宋到南宋，经济环境较为宽松，商业的发展士人开始关注世俗人生，也促进了市井文化的兴起与瘅行。

深入而言，北宋战争结束后的休养生息政策，民众充满对战争的无奈与厌倦。北宋之始，制定的“以文抑武”的治国方案，形成了皇帝与文人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文官大量进入朝廷，把控了文化话语权，以此决定了社会风尚的走向。

概括而言，北宋社会仍旧以继承汉唐德运的中华正统自居，宫廷受众喜欢富丽堂皇或气势开阔的作品。文人受众则更注重彰显个人精神旨趣的作品。大体而言，南宋绘画艺术传播受众呈现出与北宋不同的审美品位。其中离不开从汴京到杭州地理环境变迀的影响，也离不开南宋初期“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遗恨的感召；但随着南宋经济的逐渐恢复，以及战争局面的缓和，南宋艺术受众审美特点也由初期“残山剩水、半山一角”构图、“水墨刚劲的大斧劈皴”技法，过渡到平和安逸、风雅精细的审美趣味。

尤其是南宋中后期，小景、小幅形制非常流行。比如南宋时期，绘画以扇面形式也多有出现。从宫廷贵族到民间百姓，执扇已成为大众的习惯，即具有多种绘画题材的团扇也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工具，在绘画作品中更为常见。

从思想层面而言，南宋艺术批评与艺术接受不可规避当时哲学思想的影响，甚至可以说理学、心学和浙东学派是南宋艺术接受的哲学基础。

即是“南宋艺术批评将艺术的功用把传统的入学伦理功能和当时浙东学派强调的经世致用思想融合在一起……南宋讲艺术的功能更注重艺术的实际功用。”

如果说北宋以来民众对“雅俗并举”思想之接受，对唐代高雅艺术为主流的经典艺术形成猛烈冲击；那么南宋时期“经世致用”思想的传播，民众已经开始接受以艺术的实际功用为主的理性认识。

正如邓椿《画继》卷九为例：“画之为用大矣。盈天地之间者万物，悉皆含毫运思，曲尽其态，而所以能曲尽者，止一法耳。”他甚至将绘画艺术社会功用扩大到宇宙万物、天人合一的大境界。故可知，绘画艺术传播受众审美与艺术接受在两宋的不同时期体现出各自的特点。

由于传受之间的天然关系，从艺术风格上看，两宋文人与宫廷画师之间相互影响，即文人画与院体画也呈现出一定的共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受众的多元审美取向。从艺术批评的价值判断上看，北宋艺术受众呈现出“雅俗并举”的审美特点，而南宋则生发出以“经世治用”为内在逻辑的审美旨趣。